探寻中西方路途的文明逻辑——《我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侵略》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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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讨所研讨员方素梅

因为我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准则和开展方式，有关中西方政治文明差异的争议从未中止。从前史的头绪中寻觅和解读中西方路途的文明逻辑，引起了学术界的注重和注重。其间，别离阅历了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光辉今后，中西方都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割裂和文明冲突阶段。但是，相似的前史轨道却发生了彻底不同的效果。我国前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接连开展，西方前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开裂。这种前史现象的背面，蕴含着中西方在政治、社会、文明等方面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潘岳先生对中西方前史和文明的比较研讨颇有心得，在此之前就宣布《战国与希腊：中西文明根性之比较》(《文明纵横》2020年6月号)一文，对我国管理方式“次序优先”和欧美管理方式“自在优先”的前史本源进行剖析，以为西方不断走向分，我国则不断走向合，两种文明根性刻画了两种不同的路途。不过，正如评议者指出，何谓“文明根性”，为什么战国晚期的我国从诸国树立走向了政治大一统，而古希腊的诸邦树立熬到终究却被北面的“蛮族国家”马其顿所消除？文章好像并没有说得特别清楚(拜见程金华《从文明之根到管理之花——读〈战国与希腊〉有感》，人民政协网，2020年6月22日)。因而，潘岳先生的新作《我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侵略》(我国民族杂志3月刊)，不仅是他对中西方前史和文明比较研讨的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也是对上述问题的关心和回应。

在这篇新作中，潘岳先生特别择取公元4世纪至7世纪发生的欧洲“蛮族侵略”、我国“五胡入华”的前史事件进行比较，对这一相似的前史轨道所发生的不同效果，进行深化的考虑和研讨，探寻为何欧洲走向割裂而我国再次走向更大规划的一致。潘岳先生以为，这个前史岔口，再次表现了我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准则的不同路途。其间的文明逻辑最为要害。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讨伐中，虽然有单个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完成了西欧根本一致，最有期望承继西罗马帝国衣钵。但因为内在分治的逻辑，终究仍是走向割裂，建起了一个个封建国家，全赖“普世教会”作为精力一致的力气鼓励维系。我国五胡十六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一致了整个北方，虽屡经许多纷争与割裂，终究仍是完成了内部整合，并交融了从前代表正统的南朝，承继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划国家形状，创始了交融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可以说，阅历了“蛮族侵略”和“五胡入华”之后的西方和我国，走向了不同的开展路途。

实际上，在中西方前史和文明的比较研讨中，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形同质异的“大一致”最为有目共睹。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研讨不断推动，从开始的个人兴趣开展为团队协作，构成较大规划的跨学科的世界协作研讨。其间，德国罗马史学家弗里茨-海纳木敕勒(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汉学家米塔(Achim Mittag)于2005年联合建议的“我国—罗马帝制比较研讨”项目，组织了几十位来自欧洲、美国、我国的秦汉史与罗马史学者，对代我国与罗马的帝制概念、前史编纂、艺术考古、宗教思想等问题进行评论，其效果结集为《帝国设想：罗马与我国的比较》(Conceiving the Empire: Rome and China Compared)，其间一个首要观念是：古代我国考究世界大同的“普世次序”(universal order)，而古罗马则着重由中心村落不断扩张而控制地中海(张朝阳《秦汉我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讨综论》，《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相对而言，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之后的我国和西方阅历了巨大的政治割裂和文明冲突，并发生了彻底不同的效果，对此，学术界的比较研讨却显得沉寂许多。

因而，潘岳先生从“蛮族侵略”和“五胡入华”的视角，经过公元4-7世纪中西方前史和文明的比较研讨，持续探寻我国和西方不同路途的文明逻辑，就具有了一起的价值和含义。“蛮族侵略”与“五胡入华”的中心议题，均与所谓的“粗野”族群进入并控制较高文明区域有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控制的未来效果》中说道，“依据前史的永久规则，粗野的降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降服的较高文明所降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但是，为何“蛮族侵略”和“五胡入华”会发生彻底不同的效果？潘岳先生从“汉化”与“罗马化”的比较切入，从政治经济文明等方面进行剖析，提出了独特的见地。潘岳先生以为，“汉化”的成功与“罗马化”的毁灭，有其内在的文明逻辑。

关于“汉化”，潘岳先生指出，那些以为“汉化”便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动“小族群”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并不牢靠。实在的前史是进入华夏的五胡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在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的数量只占其间三分之一。但是，巨大的胡人集体没有以多压少“同化”汉人，相反自动挑选了一条“汉化之路”。因而，人口数量不是要害因素。那么，起决定性效果的是什么呢？是文明准则。潘岳指出，“汉化”并非表现在“改汉姓”、“着汉衣”、“改礼仪”这些方式，而是进行了大一统精力的政制变革，再造秦汉儒法国家形状，这些才是“汉制”的魂灵。更为重要的是，“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气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准则。承受和坚持了“汉制”这一文明准则，“夷”也可以转化为“夏”。五大胡族之所以固执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习俗，其精华在于怎么构建一个国泰民安的超大规划政治体。因而，他得出这样的定论：“北朝对南朝的成功，绝不是粗野对文明的成功，而是谁更能承继大一统精力的成功，是兼采胡汉立异的汉制对死板保守汉制的成功。”这必定论，是对前述马克思“依据前史的永久规则，粗野的降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降服的较高文明所降服的”观念的有力阐明。

关于“罗马化”，潘岳先生以为这一概念与“汉化”相似。古罗马准则虽由罗马人发明，但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状。但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胡汉族群一起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蛮族大搬迁时期，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不超越75万，而两晋南下的胡人则有900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划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远远低于罗马人，理应比五胡更简单被“罗马化”，罗马文明理应能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现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单个时间短“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洁净彻底地“去罗马化”。他们使整个西欧与罗马准则各走各路，走入了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这一现象再次证明，“罗马化”好像“汉化”相同，人口数量并非要害因素。至于其背面的深层原因，仍然依据文明准则。从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治”到法兰克人的“封建采邑”“领主自治”，无一不导向独立涣散的政治格式。

潘岳先生以为，在族类观和前史观方面，中西方也存在明显差异。用种族、宗教、习俗、神话去区别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气。不以血缘种族而以文明准则论夷夏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我国古代就构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是一种族群交融的“混一全国”，不管哪个族群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这是包含五胡在内的许多非汉族群可以融入一致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根底。在西方，即使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承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法兰克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罗马的敬慕。哥特与法兰克独立编著的史书中，都着重本族的独立来历，把罗马从前史中除掉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吞”变成了“天然承继”。罗马被视为与蛮族平行的许多族群中的一个。这样的族类观念着重了蛮族与罗马之间的区别，增强了各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为“多民族分治”的构成供给了思想根底。欧洲的前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民族切割世界”。

经过“蛮族侵略”和“五胡入华”的比较研讨，潘岳先生较好地阐释了中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准则不同路途的文明逻辑。我国五胡宏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扩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不仅如此，潘岳先生经过调查我国和西方的前史，知道到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一起性和差异性。当一起体割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鸿沟、稳固自我，都必然夸张差异，降低一起，直至变成永久的割裂。即使有相同的先人、言语、回忆、崇奉，只需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赛，必然会发生这一效果。教派割裂，族群分裂，莫不如此。这样的知道关于今世社会相同具有现实含义。

在全球前史书写中，西方中心主义长时间占有主导地位，希腊罗马与法兰克一向成为了解其他文明的样本。近年来，呈现了一些中西方互为参照目标、而不预设一方为点评领一方规范的比较研讨，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讨范式仍然非常盛行。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我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宣称满清皇帝也是复合型君权，满清皇帝身兼满洲人族长、汉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和转轮法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汉地、满洲、蒙古、西藏的一致全赖着皇帝的“多重身份”作为仅有衔接，一旦满清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在。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明符号”与“身份认同”概念来解读我国前史。他们往往依据一些游牧族群特有的习俗仪轨来判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将新疆、西藏、蒙古甚至东三省区别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寻觅来自于“内亚”的身份认同，并据此以为他们都是“降服王朝”。不仅如此，西方学术言语系统传入我国今后，对一些我国学者也发生了影响。比方，“种族我国”的观念还飘扬在各种网络空间里，引发着青年人的群情激荡。大汉族主义者以为“崖山之后无我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狭窄民族主义者们又以为“满蒙回藏非我国”。两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种族理论”正是当年“东瀛史”的遗毒。

潘岳先生非常注重西方学术言语系统关于我国前史和文明研讨的影响。他指出，上述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咱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想的好处，却也常常受制于世界政治的威胁。曩昔如此，未来亦是如此。为此，潘岳先生呼吁要讲好我国自己的故事。他指出，中华民族交融的数千年中，除了战役与仇视，但还有更深重的“命运一起体”的情感。这种你我互有、命运交错的情感，是那些从未亲临、只凭着外来理论描绘我国的人所不能领会的。有了深入的了解才干有实在的发明。终究，中华民族的故事仍是要由咱们自己来写。以东晋南北朝为例，300年中的故事许多，最明显最重要的故事仍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亲的故事。咱们是谁？是汉人是蒙人是回人仍是满人？看了这300年就了解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力世界。潘岳先生指出，“对这些，假如我国年轻人不去体悟据守，假如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了解，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概言之，潘岳先生提出的“我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准则的不同路途，其间的文明逻辑最为要害”的观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当然，中西方前史和文明的比较研讨触及许多学科理论和办法，一些概念和史料的运用也存在必定的争议。例如，“汉化”概念的内在和外延，以及这一概念是否恰当等问题，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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